《第一财经日报》采访贝克研究所能源项目负责人梅德洛克

    日报：除了上海，中国是否可以建设多个价格枢纽？

    梅德洛克：由于管道的成本随着距离激增，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西安、四川盆地周边和塔里木盆地可以各自确定一个定价基点，这样就有了多元化的价格发现点，而在上海建立枢纽的同时，发挥其金融优势建立天然气现货和期货交易所，这样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将更为完善。美国的天然气枢纽价格就是这样出现的，而在有了多元化的价格发现点之后，由于每处枢纽都有管道相连接，所以一处的价格信号就会随着天然气的流动传导到整个管网中，这也会反过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和定价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促进市场发育。

    枢纽价格的建立对于中国页岩气开发也将有着很大帮助，如果各地的枢纽价格开始涌现，投资就会根据信号发生，市场就会成长，生产者就会知道如何进入市场，如何建设管道等基础设施等等，对于页岩气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不是地底下的问题，而是地面上的问题。这也是美国页岩气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由于有了自由的市场机制，我们才能看到页岩气在美国市场首先迸发。

    完全依照政府管制和定价，天然气市场是发展不起来的，如果价格是根据供需波动，生产者就会根据价格进行生产或者停产。如果是政府制定价格，那么生产者将无所适从。从世界上看，那些不采用市场机制的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国家无一成功，例如阿根廷，其国内天然气市场完全是一个灾难。阿根廷页岩气储量丰富，但现在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采都成了问题，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都是问题，这些国家的天然气资源都很丰富，但是都没有成功地建立天然气市场，这就是问题所在。当然，政府控制价格肯定在其中有着特殊的利益。

    日报：从地理面积上看，中国和欧洲差不多，而欧洲也正在将天然气价格和市场价格接轨，那么中国应该向欧洲市场学习吗？

    梅德洛克：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实话实说，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多元化的天然气供给源，尤其是北部有俄罗斯，同时，中国和美国的地理面积相当，而且美国北部有着加拿大，加拿大和俄罗斯都是能源资源大国。这样来看，中国最像美国而非欧洲。

    在天然气从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1970年代之前，美国和加拿大的天然气管道都是由生产商和消费公司通过双边协议建立的，这种情况和现在的中国以及之前的欧洲都是一样的，也可以说美国之前的天然气市场也是被管制的。但是美国现在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需要FRAC的许可，而许可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不绑定”条款，比如说金德·摩根公司（KinderMorgan）可以建设管道，但其不能控制管道的运能，管道运能的协议由其他公司所拥有。所以可以有15个其他公司来分割管道的运能，如果这些公司没有在指定日期将天然气出售给二级市场，这个市场有其他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也可以获得这部分运能，他们将支付天然气从A点到B点的费用。

    美国的去管制化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而亨利枢纽发挥作用也是1999年的事情，所以美国的天然气市场化也只有20年的历史。而当允许这个过程开始实现，就无法走回头路了。天然气消费者是位于管道沿线的，所以当这些运能被投向市场，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价格发现点。因此当你有了价格发现点，市场开始出现，投资价格信号就会传导。原来美国只有几条非常长的干线管道，而现在有很多公司投资修建大量的支线管道，形成了像蜘蛛网一样的巨大管网，现在管网的密度非常之大，这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旦开始改变，价格体系放开，那么美国的例子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美国出现了页岩气革命。如果我们依然在上世纪70年代，页岩气革命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