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14日，国际能源署在北京召开《世界能源展望2015》“能源与气候变化”特别报告发布会，部分与会专家就世界节能减排承诺与行动的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今年12月，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巴黎举行，包括中美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向大会提交减排承诺。如何评价各国的承诺行动?

法提赫·比罗尔(国际能源署候任署长、首席经济学家)：截至5月，占全球能源利用碳排放量34%的国家已经向大会提交了《国家自定贡献预案》(INDC)，且各国的减排承诺都涉及能源领域的改变。如果这些承诺兑现的话，全球能源业将出现巨大转型。到2030年，发电总量的60%将来自于可再生能源。

但目前的减排承诺只是使得碳排放增长放缓。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和数量还不足以让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尽早达到峰值，本世纪末温度升高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难以实现。

因此，建议每5年对减排目标进行一次审议。这能够帮助了解进展，明确传递出各国坚持减排的信号，增强投资者信心。

记者：怎样看待这次巴黎气候大会谈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法提赫·比罗尔：我对此次大会持乐观态度。有两点原因。第一，去年全球经济增长超过3%，但是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平稳，这是40多年来第一次在经济危机外出现这种结果，去年全球经济能源强度下降了2.3%，是过去10年降速的两倍多。这得益于各国能效政策和结构调整。第二，美国、中国、欧盟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减排的政治决心，传递出令人鼓舞的信号。

当然，巴黎气候大会也面临挑战，主要一点是各国会顾忌减排影响经济增长。谁该为气候问题负责，该负多大的责任，仍未达成共识。过去125年，发达国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体，而未来排放主体将来自发展中国家。这种责任分担，短时间内还找不出一个解决办法。

正如刚才所说，虽然二氧化碳排放出现放缓，但是还不足以支撑温度升高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因而，在巴黎气候会议的讨论应该涵盖4个问题。第一，如何尽早到达排放峰值;第二，各国的承诺每5年一次审核修订;第三，在2摄氏度目标下，给能源行业下达更具体的减排目标;第四，对各国能源行业的减排行动及时跟进观察。

记者：全球碳排放2030年尽早达到峰值的可能性有多大?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诸哪些行动?

法提赫·比罗尔：为了推动排放峰值尽快到来，国际能源署在报告中推荐了5项措施，主要包括：第一，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工业、交通、建筑领域能效;第二，取消对落后煤电厂的补贴政策，禁止新建煤电厂;第三，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由2014年2700亿美元提升至2030年4000亿美元;第四，控制油气生产过程中甲烷气体的排放;第五，逐步取消对化石能源的补贴。

邹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尽管中国政府提出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但峰值时间到来早晚取决于各种条件。目前中国国内已经对提质升级、经济转型形成了高度共识。峰值目标将能源部门的发展策略与发展中创新战略紧密结合起来，让相关者行动起来，能够一定程度促进峰值尽早到来。但也需要注意，我们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到达排放峰值前的管控，但是对到达峰值之后的工作研究非常薄弱。

记者：如何评价中国节能减排的潜力及其对世界的意义?

法提赫·比罗尔：过去5年，全球低碳技术应用量的40%来自中国。2014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上的投入，比美国和欧盟29国合起来的投入还要多。中国能源技术发展还惠及了全世界，过去几年，中国的光伏产业快速发展让世界光伏产品成本下降了1/4。中国还在能效提高上做出巨大贡献，过去10年，仅水泥和钢铁行业二氧化碳减排量就达到3.8亿吨。可见，中国迈向清洁高效能源的征程不仅将转变本国的能源面貌，对于全球能源市场都有着深远影响。

韩文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估计普遍偏于保守，认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缓慢。我认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尤其是本届政府对环境质量高度的重视，也在加强环境立法。中国煤炭消费减下来是必然的趋势。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对中国机遇大于挑战，这点非常重要。如果能源转型没有蕴含机遇，会导致中国未来20年发展失去动力。目前中国抓住了这一机遇。但实现减排目标需要一系列艰难的努力。我认为，中国在减排转型方面应该做世界的引领者，要敢于去尝试。

邹骥：评价中国节能减排要避免“见物不见人”。到2030年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继续扩大，衣食住行等方面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这将意味着能源消费的扩大，碳排放压力增加。所以，碳减排计划要观察收入结构变化对能源与排放的冲击。当前碳排放源主要来自制造业，但是未来某个时期制造业排放会达到峰值，之后会下降。交通和建筑的排放会上升。欧盟这几年减排取得很大成绩，但交通的排放依然在上升，这是一个不得不吸取的教训。毕竟中国人口众多。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人口变成4亿人到5亿人，碳排放上涨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