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持续重度污染天气。北京、河北、天津、西安等多地发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持续的雾霾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雾霾不除，民心难安。
10月12日，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根除雾霾天气，需要铁腕执法，需要铁面问责。他主张尽快制定中国版《清洁空气法》。
中国的法律过于仁慈
记者：《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正在逐步完善中，各方都希望尽快出台，以解决恼人的大气污染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骆建华：就《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前不久环境商会也积极收集会员单位意见，召开了相关座谈会，并将收集到的意见反馈到有关部门。但如果法律本身不足以控制污染，不足以根除雾霾，不足以给我们一个蔚蓝天空。那么，我们就需要制定一部新的法律。
相比较美国《清洁空气法》，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过于简单粗糙。美国《清洁空气法》约60万字，270个条款;而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仅8500字，66个条款。区区15页纸的法律又怎能控制住蔓延整个东部的雾霾，又怎能使13亿中国人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我觉得，相比较美国《清洁空气法》，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缺乏刚性约束。美国法律规定，对违规排污者实行“按日计罚”，每天罚款2.5万美元，或者处以5年之内的监禁，或者两者兼有;如果重犯，则加倍处罚。对捏造、篡改排污数据的，处以罚款或2年之内监禁。对因疏忽而向空气排放有害气体的，则处以100万美元的罚款，或15年之内的监禁。同时，对举报违规排污并属实的，给予1万美元的奖励。
而中国的法律规定，对违规排污者，只处以1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而且是一次性的。对其他违法行为，大多数罚款也就是2万元或5万元。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最高罚款也不过50万元。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法律过于仁慈，不足以震慑违法排污者。同时，也使得“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长期难以得到扭转。
记者：你是说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条款过于笼统了?
骆建华：是的。相比较美国《清洁空气法》，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缺乏精细化管理。
美国法律一个显着特点是，对空气管理对象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手段细化管理。分类标准有：污染物、排放源和区域。一种分类是按污染物分类，主要分为标准污染物和有害污染物。
所谓标准污染物主要指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臭氧、一氧化碳、颗粒物和铅六类污染物。有害污染物则设定了189种，并在法律中详细列表。对标准污染物不达标地区，则分别规定了各种控制措施;对有害污染物控制则主要侧重于采用技术标准。
另一种分类是按污染源分类，根据污染源特性分为固定源和移动源，根据污染的相对重要性分为主要污染源和小污染源，并针对各种污染源设定了控制措施。
还一种分类是按区域分类，分为达标区和不达标区，这两种地区的管制主要区别在于对新排放源的许可不同，达标区实行的是防止显着恶化许可(PSD)，这是一种较为严格的许可要求;而未达标区则实行的是建设前许可(NSR)，这是一种最为严格的许可要求，必须采用最低排放率技术。由此可见，精细化的分类管理，使得法律操作性大为增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
大气法缺乏制度创新
记者：1987年以来，《大气污染防治法》已先后进行了二次修订，据专家说，这次第三次修订力度更大，针对性也强。比如，征求意见稿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针对当前雾霾等重污染天气频发的形势，提出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对机制，还提出通过法治方式引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质量，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建立健全大气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等等。
骆建华：但总的来看，相比较美国《清洁空气法》，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仍缺乏制度创新。大家熟悉的排污权交易，美国70年代中期就开始应用，并在1990年新修订的《清洁空气法》中推广至电力行业广泛实施。据测算，1990-2010年间，排污权交易可以为实现酸雨控制项目节省126亿-180亿美元。这种低成本的减排路径也值得我们借鉴，但前提必须是对污染源监管到位。
如果公布的污染物排放数据准确的话，那么我国目前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与美国1990年大致相当。中国2011年二氧化硫排放量2218万吨，氮氧化物2404万吨，挥发性有机物2014万吨(2008年数据);而美国1990年数据是二氧化硫2308万吨，氮氧化物2553万吨，挥发性有机物2411万吨。
可见当时的美国污染物排放量比我们都略高一点，但并没有出现如此大范围、长时段的雾霾天气。那么，比较中美两国，哪个排放数据更准确呢?中国2011年化石能源消费煤炭34.2亿吨，石油4.6亿吨，天然气1300亿立方米。而美国1990年煤炭消费8.2亿吨，石油8.4亿吨，天然气5400亿立方米。可见中国2011年煤炭消费量是1990年美国4倍以上，但污染物排放量却略低于1990年的美国。
这只能说明，中国现阶段污染控制措施比那时的美国严格得多，果真如此吗?
美国自1990年开始实施新修订的《清洁空气法》之后，经过20年的努力，空气质量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有了大幅度下降，1990-2010年间，二氧化硫下降67%，氮氧化物下降42%，挥发性有机物下降29%，一氧化碳下降50%，PM10下降34%，PM2.5下降56%。与此对应，空气质量出现明显好转，2010年美国PM10全国年均浓度达到51um/m3，而中国是98um/m3;PM2.5美国是9.99um/m3，而去年北京是89.5um/m3，差距肯定十分明显。这不能不说美国《清洁空气法》起了关键作用。
有鉴于此，我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制定中国版的《清洁空气法》，以取代已有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如能做到这点，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那么到2030年，中国的空气环境就有可能象美国现在这样，少有雾霾，少有污染，真正实现蓝蓝的天空白云飘这样一个中国梦。
治理雾霾必须出重拳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中国版的《清洁空气法》应该如何制定?有哪些具体建议?
骆建华：首先是抓紧制定《清洁空气法》。由环保部牵头，联合发改委、财政、工信、科技、卫生以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力争明年“两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目前，应组织专家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案》基础上，尽快起草《清洁空气法》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清洁空气法》总体框架建议为：总则，基本法律制度，主要污染物控制(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一氧化碳、PM10、PM2.5等标准污染物和有害污染物)，主要污染源控制(包括固定源和移动源)，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空气质量特别管理区域)，激励措施，法律责任，附则。
此外，还要制定主要污染物减排时间表和区域空气质量达标时间表。建议到203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减排1000万吨左右(以2010年为基准年)，其他主要污染物根据达标要求，相应确定减排量。力争到2030年，使重点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新的二级标准。
为此，建议环保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制定全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长期规划(2015-2030)，经国务院审批后实施。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国家规划制定相应的地方规划，并细化每年的减排指标和空气质量指标，并报国家环保部和发改委、财政部审批后实施。
环保部和发改委、财政部以此为依据每年开展规划执行检查，并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大气治理任务完成情况挂钩，对完成规划目标的省份给予奖励，在环保项目资金上给予倾斜;对未完成规划目标的省份给予处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可酌情减少，且不再批复任何新污染源项目。
还要制定两项制度和一项激励政策，包括排放置换制度。对空气质量达标地区，新上污染源项目，按照等量置换原则，该地区污染物新增量与既有污染源削减量按照1：1的比例予以置换;对于空气质量未达标地区，新上污染源项目，按照双倍置换原则，该地区污染物新增量与既有污染源削减量按照1：2的比例予以置换。
另一项是污染排放许可证制度。参照美国做法，设计两种许可证，即运行许可证和新源建设前许可证。运行许可证应写明如下信息：排放的污染物名称、数量、排放源的所有者、采取的治理措施与步骤，以及监测措施和报告等。以上信息应在网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强制推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对主要污染源排放信息实时在网上和企业大屏幕上公布，以便监督，对拒不执行排放信息公开的企业给予处罚。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举报违法排污，一旦查实给予2万元奖励。
同时要制定和完善经济激励政策。国家环保投入占GDP比重应逐步提高到2～3%，新上污染源项目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比例应达到5～7%。尽快出台环境税，建议开征二氧化硫税和氮氧化物税，税率应略高于治理成本，建议硫税和氮税的税率均为2元/公斤。同时，在燃油税中每升提取0.2元建立清洁交通基金，用于淘汰黄标车补偿和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
治理雾霾，必须出重拳，用重典。为此建议加大违法排污处罚力度。对违规排污者实行“按日计罚”，每天罚款10万元，或者处以2年之内的监禁，或者两者兼有;如果重犯，则加倍处罚。对捏造、篡改排污数据的，处以20万元罚款，或1年之内监禁。对因疏忽而向空气排放有害气体的，则处以100万元的罚款，或5年之内的监禁。对因大气污染排放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处以200万元的罚款，或10年之内的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