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绿的履约期结束了，上海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暂时恢复安静。在每日追踪履约进展、不停接听企业咨询电话后，这个团队按时交出了一份满分的履约答卷。

6月30日，上海碳交易试点首年履约以100%的履约率宣布完成。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布履约进展、履约结果的试点，也是唯一一个纳入企业全部按期履约的试点。

“我认为上海碳交易有几个特点。”主管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上海市发改委秘书长周强说，“首先是重点企业先行纳入，其次是纳入行业范围较广，最后是尝试了两种不同的分配方法。”

在碳交易工作的推动中，上海规范明确的“制度先行”、政策文件按时发布的操作方式也成为了各试点中的亮点。另一鲜明的“上海特色”则是通过与企业的积极沟通、培训教育，使得上海企业参与碳交易的专业性和配合度都处于国内领先位置。

然而履约结束之后，上海碳交易试点办的工作仍不轻松，当下的工作重点，已经考虑到了三年试点期结束之后的政策衔接问题。

“在三年试点期间，企业纳入范围、配额分配方法等都不会再进行调整了。”周强说，“在2016年之后上海市要继续推动，那么制度先行的要求下现在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到两年。考虑到决策流程，必须及早开展研究，我们进一步工作压力仍然非常大。”

多种方式保障履约

竞价发放是为了保障履约，设计参考了美国加州碳市场。

上海履约获得了如此好的成绩，你们的工作经验是什么?

周强：履约的确是我们整个工作团队非常关注的一个环节，因为它是碳交易体系一个核心的环节。

我们首先给了企业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期，也就是我们一定会按时完成履约，排除企业的侥幸心理。在整个试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时间表来完成的，包括三月底企业提交排放报告、四月底核查机构提交报告、五月底完成复核，都是完全按照政策规定的时间，让企业明白政策的严肃性。

同时，我们加强和企业的沟通交流，关注企业履约情况。我们在试点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就建立了专门的对口联系人制度，每家企业的具体情况团队中一定会有人非常清楚，因此在履约的过程中就可以保持跟进，看看企业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是否能够按时完成履约。对于一些企业不清楚履约流程、或者不清楚违约后果的，我们也会及时沟通讲解。此外我们也对企业的负责人有一个定期提醒制度，并且定期公布企业履约进度和名单，营造企业履约氛围，鼓励先进企业。

此外也有惩罚措施。虽然最后履约很顺利，但如果有企业违约，我们也已做好了准备。上海的处罚数字并不是非常大，是不超过十万元，但违约将被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影响企业诚信记录，此外还影响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和新项目的审核。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应预案，包括与法院方面也进行过沟通，一旦真的出现企业违约，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处罚。

最后，我们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也了解到有的企业的确想要履约，但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买到所需的配额，因此，为了防止企业“被动不履约”，我们在最后也推出了竞价发放措施。

上海的竞价发放设计颇具创新，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周强：竞价发放措施酝酿的其实比较早，在四月份的时候已形成初步的方案。当时我们考虑到市场交易量比较低，而一些企业缺口比较大，可能较难从市场上买到全部需要的配额，履约可能会产生问题。因此我们从保障履约的角度出发，也参考了美国加州类似的设计，就设计了这样一种方式，给企业多一个履约的途径。

但是，从配额发放的角度讲，实施碳交易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实施碳的控制，因此无论何种方式，发放得越少越好，所以我们就考虑尽管有这样的定价方法，但是仍希望发放得越少越好，于是底价就一定要高于市场的价格。

第三，价格的确定不能采取某一点的市价，防止市场被操纵，因此采用了30个交易日的价格，消除短期价格影响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后期市场可能存在的价格下行风险，我们又设置了一个46元的底价，也是此前上海市场的历史最高价。这样对所有的不管是出于投资还是履约的企业来讲，它曾经买入的价格不会吃亏，能够保护这些企业的正当利益。最后对于价格的倍数，考虑到试点初期的情况，没有设置得太高，只要高到能够让企业觉得有影响、大多数企业不会去买这个价格就可以了。现在看来，我们所有的愿望都达到了。

关于宣布的时间，我们考虑在履约期开始时应该先让市场自发运行一段时间;同时也要在宣布之后给企业留出足够的准备时间，因此就在履约期中间宣布了这一方案。

事实上，有两家企业参与竞价发放，他们的实际情况是怎样?

周强：据了解主要还是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有买到配额，因此选择了参与竞买。

历史法与基准线法的不同考量

短期看业务量的变化对企业排放起的作用更大。

今年履约结束之后，企业实际排放数据和配额发放量相比较，情况如何?这两组数据存在多大差距?

周强：我们认为配额分配还是比较科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总体上比较系统、顺利。

在配额分配的时候，上海也尝试了两种分配方法，效果如何?

周强：我们对历史法和基准线法都进行了尝试，也发现各有特点。历史法的好处是便于总量控制，但是问题是在出现业务量波动的时候企业会受影响。不过，我们以此前三年的数据为基础，一次性发放后三年的配额，因此我们觉得总体上是比较合理的。

当然，历史法在某些年份可能会对企业影响比较大，因此基准线法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个是以先进企业为基准体现效率，体现对先进企业的倾斜和对落后企业的压力，另一个如果企业因为业务量变化可以调整配额。

因此我们发现这两种方法各有特点，也为下一阶段的工作积累了经验。

一些此前进行过节能改造的企业反映，使用历史法使得先进企业吃亏，拿到的配额少于不进行改造的企业。

周强：相比基准线法来看，历史法是有一定的不足，但由于行业特点和试点刚起步，我们还不能做到完全地使用基准线法。因此，我们在分配方案中做了考虑，如对企业的先期减排进行补偿等。同时，企业的整个排放量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自身的减排能力，另一个是总体业务量的变化，而我们认为短期来看业务量的变化对企业排放起的作用更大，就业务量变化来说，同行业的企业基本是相同的，因此实际上应该是公平的。

配额的调整机制思路

整个分配方案中有全市总量控制的要求，不能无限增加。

从最终出来的配额分配方案看，上海设置了细致的制度安排，比如补偿30%的先期减排配额，对三年内企业排放量或者排放边界发生重大变化的进行范围调整等。

周强：在配额分配上，我们做了很多沟通和解释工作，也听取企业意见。在制定分配方案时，我们对190多家企业每家都正式发函征求意见的，也按照行业、工业、非工业等召开了座谈会。当然，企业提的很多意见我们并不接受，我们只和企业讨论规则上的意见，大家规则统一了之后按照同样的规则进行分配，不和企业讨论具体的配额量。

同时，我们也会和企业解释我们的分配思路。比如，为什么先期减排配额每年只补偿10%?因为在整个分配方案中还有全市总量控制的要求，不能无限增加。

目前上海一次性发放了三年的配额，并且对根据历史法发放的配额不设后期调整机制，有没有考虑如果配额发放过多怎么办?

周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研究，因为我们是以三年数据来发三年配额，因此今年度配额的多少并不代表着整个三年里面配额的多和少，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开展战略研究。

是否会进行相关数据的披露?

周强：我们总的一条原则是，只要是能够披露的信息我们尽可能地进行披露，比如我们制度的披露是非常全面的。其他的相关数据我们还要进行一些评估，看看披露了以后对企业，对市场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再尽可能地披露。

考虑对核查机构评级

评估核查机构的整体专业水平和可信任度。

上海在MRV这一块做得相对领先，第一个出台了温室气体核算报告指南，3月底的时候企业也按照要求100%地提交了排放报告，对此领域上海是如何考虑的?

周强：我们认为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起步也比较早，在制定MRV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把企业纳入了进来，比如航空、电力、钢铁行业企业的人员都给MRV提了建议，最后有一些做了实际贡献的我们也都把他们的名字加进去了。因此，企业对碳排放报告就会很清楚，本身企业上交的报告质量就比较好了。

同时，我们也明确一点，在试点三年期间还是由政府来委托核查。一方面可以对核查报告的统一和准确性有所保障，另外，核查机构其实也刚刚才起步，所以以政府来委托，希望能减轻一些企业的经济压力。

市场对核查数据的准确性会有一定担心。

周强：首先我们对核查有相关的工作原则、核查规则有明确规定，要求核查必须掌握从紧原则。如果核查机构是根据从紧原则来核算，而企业最终又签字认可了，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数据就比较合理。

同时，我们也有复查机制，对核查报告进行审核。

第三，本身选出的核查机构就都是具有相关经验，达到人员和资产要求、让人信服的机构。最后，我们对核查机构也经常进行培训，通过召开碰撞会的形式，让机构互相学习、借鉴、交流，提升机构的能力和水平。

因此，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我们觉得对准确性的保障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今年复查机构只有一家，是以抽查的形式开展工作的吗?

周强：今年因为是第一年，因此这家机构在按照要求把企业提出申诉的复核过之后，还把所有的核查报告全部过了一遍，这也是再一次评估核查机构的过程。

我们也在考虑对核查机构建立一个评级系统。比如核查机构整体的专业水平，可信任度，每个核查人员的培训、考试、记录、登记情况，还有这家核查机构总体的报告水平，它的优点在哪，哪方面还有不足。这个制度正在考虑。

将会允许投资机构“进场”

现在推投资者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对第一次履约年市场运行情况如何评价?

周强：碳排放交易本身有“交易”两个字，因此市场肯定很重要，但是不是说交易量达到多少试点才算成功。我们觉得并不是唯交易量论的，更注重整套制度的运行。当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我们觉得总体还是达到甚至超过预期。此外，有十多个交易日没有交易，也是符合碳市场起步初期的情况。从价格上看，上海碳市场价格在全国来看居中，上海是只有试点企业参与的市场，所以价格还是反映了供需以及企业的判断，同时从侧面也看到了企业对卖出价和买入价的接受度。

试点企业交易行为主要以履约为主，有出现反复买卖的企业吗?企业的交易行为是怎样的?

周强：现在来看的确有企业多次买进卖出，但是数量很少。不过，能看到有不少企业在判断了自身需求之后，采用逐步买进和逐步卖出的方式。还是看得出来很多企业是有投资策略的，如果一个企业买单很大，一下子全部抛出来，肯定会把价格拉高，这样就把自己的成本抬高了，所以，要么是分批买进，要么是寻求协议交易，包括能看到企业买卖双方在价格上的博弈，企业已经有价格敏感度了，市场的变化很符合市场规律。

何时引入投资机构?

周强：这是我们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正在研究。上一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投资者的市场是怎么运行的，一年下来之后，控排企业对整个碳资产管理的意识和流程也非常清楚了，包括如何体现配额的投资价值，所以投资机构进来之后也是大家机会平等的一个过程，现在推投资者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但有企业担心投资机构进入之后炒高价格，损害企业利益。

周强：投资机构进入的确会提高市场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对于市场的流动性、便利性是有好处的。其实不少企业是了解这一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参与投资的人多了，有利于价格形成，配额的投资价值就会产生出来。

管控企业范围将可能扩大

碳交易将会促进企业减排。

从一年的实践来看，碳交易试点对企业减排的作用有多大?

周强：我觉得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有了配额之后，碳的价值体现出来。也就是在说如果企业减排，不仅体现了社会责任，而且还可以看到现实利益，这是最大的一个作用。

当然每个企业的情况也不一样，如果是做一些专门减碳工程，投入量比较大，现在的碳价还不足以支撑企业因为碳价去专门实施相关工程。但是企业减排有很多渠道，比如调整能源结构、加强管理，这些是可以减碳的，碳交易将会促进企业减排。

同时，我相信，先行一步对企业有好处，在国际竞争的过程当中早一点让碳资产管理纳入到企业整体战略中，对企业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周强：除了研究引入投资机构之外，我们要对碳交易工作做一个评估，长远来看要启动对试点期之后一些工作的安排，比如配额分配方法和完善MRV等。

三年后，制度安排肯定要按照国家整体的制度来安排，但我们现在也在同步研究。试点过程中，有助于我们思考碳交易市场的一些核心问题，如科学的配额分配方法、全市层面怎样体现总量控制。

有计划扩大纳入行业的范围?

周强：现在都在研究，行业可能会扩大一点，会有一些调整。我们要保持一个延续性、科学性。

实验性质的竞价发放制度是否会常态化?

周强：这次的竞价发放主要出发点是履约调控，但我们的理念是要体现碳交易能够实现总量控制，所以没有特殊需求时，对增加配额供给的方式非常谨慎。因此，未来如果还采取竞价发放制度，大的原则肯定是不会变的。

是否考虑区域市场或者是和其他试点的连接?

周强：试点之间完全链接有一定难度，但可以进行研究。我们会和周边地区比如长三角地区的同行们做一些沟通、介绍，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多做一点交流，共同探讨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