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现在的目标安排，我们不要等到那么久，等到我们(人均GDP)达到14000到15000美元时，就可以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这个时间在2030年前后。而且峰值水平也应该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7月6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以下简称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邹骥在中国政府网网络访谈中对外表示。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是中国发改委直属机构。6月30日，中国如约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该文件提出了中国在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碳强度下降比重、非化石能源比重、森林蓄积量四个量化目标，以及实现上述目标的措施方案等。

　　据邹骥介绍，中国二氧化碳峰值水平将低于发达国家，设定的管控目标在8吨左右。而美国达峰时，其峰值水平约是人均20吨年排放，欧盟也在10吨以上。

　　针对外界质疑中国减排力度不够，不符合到2100年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的要求。邹骥表示，经过排查全球研究中国的200多个模型的结果，筛选出来比较符合中国情况的大概有四五十个情境，包括中国自己的研究，国际上实际已形成科学共识，即中国目前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与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相比，邹骥指出中国2020年后的减排力度将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中国2005年到2020年之间的减排平均速率为每年减3.9%，而2020年到2030年间，中国的减排速率将达到4.4%。

　　不仅如此，邹骥认为中国的减排目标也将继续引导中国的经济低碳化。邹骥列举了一组数字：2020年、2030年、2050年，中国人均GDP分别达到2005年的3.2倍、5.2倍、11倍，通过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同期能源二氧化碳只相当于2005年水平的1.8倍、2倍和0.84倍。

　　邹骥认为，上述数据说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和增速远远低于人均GDP和GDP总量的增速和增量，中国能够以越来越少的二氧化碳排放，获取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

　　尽管目标宏观，邹骥直言，中国实现上述减排目标还存在六大挑战：

　　第一，实现上述目标需要资源、资金、技术，需要替代的能源，比如需要天然气替代煤，需要核能等。这些能源的可得性是一个制约和挑战。

　　第二，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城镇化道路还没有走完，未来10到30年需安排几亿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关镇，这就需要修建大量的基础公共设施，包括道路、电网等。在产能过剩的当下，城镇化背后潜藏着巨大的高耗能、高排放的材料，加以时日，把这些需要摊到未来10年、15年里，它还是巨大的排放压力。

　　第三，收入分布不均，中国的中产人口还将增加，消费需求在增加，需要考虑怎样以低碳的方式供给这些日益增长的中产人口，包括控制交通和建筑的排放。

　　第四，技术本身的可靠性、不确定性是约束中国自主贡献目标实现的另外一个挑战。一个最有戏剧性的技术例子就是数控“核聚变”，30年前，李政道博士做报告说再过30年，数控“核聚变”就可得到普遍应用。现在我毕业快30年了，前一段时间我又听到一个报告说再过50就可得到应用。科学技术的研发有时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有时一夜就突破了，有时也许几十年。

　　第五，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仍然比较落后，技术研发能力还不强。现有自有知识产权、自有技术非常薄弱。

　　第六，社会主要利益相关者基本能力普遍不足，包括个体意识、国家体制、社会运作机制、法律基础、统计核算、监控能力、执法能力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