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市场的建设速度超乎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2012年以前，三家交易平台处于摇旗呐喊、唤醒市场阶段;2013年-2015年，七家交易平台蓄积自身实力;2016年以后，七家交易平台中，弱者将被“消灭”。

　　目前，七家交易平台均已将成为“国家级”平台确立为最高目标。未来谁能够实现这一最高目标，取决于谁能在内部制度建设、市场运行规模等方面拔得头筹。

　　一则小消息，揭开数千亿规模市场霸主之争的残酷。

　　“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步伐正在加速，有望年内落地。”在全国七大碳排放交易市场运行两周年之际，这则消息自然引出一个话题：今日碳市场七雄，谁能脱颖而出?

　　业内人士对全国统一碳市场后各交易平台的命运多有猜测：或取而代之，另外建立一个全国性交易所;或从现有的7家中直接指定1-2家国家级交易所;或让7家交易机构自由竞争，采取优胜劣汰方式进行遴选。

　　无论哪种方式，7家交易平台将会展开激烈争斗。

　　七雄登场

　　最早成立的3家交易所业务范围相对较广，较晚成立的广东、湖北和重庆三地交易所，甚至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主营业务基本围绕碳交易，包括相关的咨询、培训、投融资等衍生服务

　　碳排放权交易是“排污权交易”下属的一个分类，简单理解，排污权交易即污染者之间相互买卖污染权。美国国家环保局首先将此种交易运用于大气、河流污染的管理。此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相继实施。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为落实“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关于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要求，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早在2008年，北京、上海和天津成立了各自的碳交易平台，3家交易平台最初希望成为中国CDM信息和项目的核心交易平台。2010年，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成立，另外3家交易平台(粤鄂渝)均是在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后成立，且均取名“碳排放权”。2014年6月，7个试点中最后一家重庆碳排放交易所开业。首批行业企业将由电力、冶金、有色、建材、化工等5个传统制造业和航空服务业，年排放量大于2.6万吨的企业构成，碳市场排放量可能涉及30亿吨至40亿吨。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决定表明，中国政府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为手段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韩融、何陈棋分析。

　　排污权交易的一般做法是：政府机构评估出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其分成若干排放份额，每个份额为一份排污权。政府在排污权一级市场上，采取招标、拍卖等方式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入或卖出。不过目前，中国的污染排放额度，以免费发放为主，拍卖、招标等机制正在逐步建立。

　　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具体解释和规定了配额管理、排放交易、核查与配额清缴、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几个部分。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规划，中国将在2016年启动碳排放权交易的全国统一市场，预期2019年以后，碳交易市场将承担温室气体减排最核心的作用。

　　据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国内政策和履约处处长蒋兆理介绍，全国碳市场建设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其中，2014年至2016年为前期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是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检验标准，使所有工作均按照施工图推进。2016年至2019年是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阶段，这一阶段将全面启动涉及所有碳市场要素的工作，检验碳市场这个“机器”的运转情况，但不会让“机器”达到最大运行速度。2019年以后，将启动碳市场的“高速运转模式”，使碳市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最核心的作用。

　　“未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最核心作用。”国家发改委表示，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碳排放许可的期货市场价值，将达到600亿-4000亿元，现货市场将达到10亿-80亿元。

　　两年摸索

　　从2013年6月试点开始至2015年3月31日，7个试点省市累计成交量约2000万吨，累计成交金额近13亿元，但是有些交易所交易不太活跃

　　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副司长孙翠华此前表示，7省市的碳交易试点都明确了交易范围，设定了控制碳排放的目标，建立了碳排放的核查体系，也建立了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平台。碳交易的初衷是迫使企业减少碳排放，那么试验两年来，碳排放实际减少碳排放的情况如何?试点的哪些实际案例经验，将成为全国碳交易市场的规则?

　　《国际金融报》记者尝试统计各试点省市的减排效果，却发现这些信息并不公开，只有获得密码的单位才能登陆。《国际金融报》记者又向多位碳金融的专家询问碳交易后的减排效果，对方均表示尚无统计信息。

　　一些省市公布了一部分减排结果。“(广东)控排企业2014年总体碳排放总量比2013年下降约1.5%，4个控排行业(电力、水泥、钢铁、石化)中有约60%的企业的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有所下降。”南方网引用广东省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称。

　　目前碳交易试点的成果，讨论最多的是其交易量。据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国内政策和履约处处长蒋兆理介绍，从2013年6月试点开始至2015年3月31日，7个试点省市累计成交量约2000万吨，累计成交金额近13亿元。《国际金融报》记者发现，短短3个月就猛涨了2.5倍成交额，因为据《东方早报》报道，截至2014年12月8日，全国7个碳交易所的累计成交量为1460万吨，累计成交额为5.4亿元。

　　“如果交易太过活跃，表示各家企业额度可能都太少，都要抢，或者都太多，都要抢着卖，如果交易太过冷淡，又表明企业可能都不够用，不愿卖，或者都用不完，不愿意买。” 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担任能源与气候变化顾问的杨富强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解释。

　　广东交易市场季节性猛涨现象尤其明显。随着6月份履约期的临近，不少企业和投资机构也开始忙着从二级市场“抢碳”。据南方网援引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消息，在本履约年度，广东碳交易二级市场2014年8-10月配额的月平均成交量为4.3万吨，月平均成交额200万元，而到了履约期邻近的2015年2-4月，配额月平均成交量急剧增至12.6万吨，月平均成交额攀至259万元，增幅分别达到了193%和29%，另外由于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即俗称的CCER)交易系统的上线，2015年2-4月CCER共成交20.5万吨，成交金额逾29万元。

　　另一边，重庆碳交易所开业一年，只有开业当天有一笔交易。《国际金融报》记者从重庆网站公布的交易记录查询，开业一年以来，惟一的一笔交易是在6月19日开业当天，交易量为14.5万吨，成交均价为30.74元。

　　“重庆几乎放弃了通过碳排放试点，抢先建设碳交易市场的努力，只是在开业当天安排了一笔交易。”一位长期研究低碳金融的课题组学者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眼看着全国统一市场就要开放，而试点市场与全国市场如何衔接还是未知数，同时又因为看到一些试点的交易并不如预期，重庆就没有太大动力，去花费大量精力摸索自己的模式。”

　　一则教训

　　碳排放额度、价格的确定一定要吸取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教训，“许多问题需要在机制设计中加以防范，否则可能事与愿违”

　　碳交易及相关业务在全球已具有一定规模。

　　5月26日，世界银行发布《2015碳定价机制观察》报告指出，2015年，碳定价机制可覆盖全球12%的碳排放，首次对全球碳税的价值做出评估，约140亿美元。碳交易和碳税的总价值达到500亿美元。约40个国家和超过20个地区已采用或计划采用碳定价工具，其中包括碳排放交易机制和碳税，碳定价机制覆盖上述国家和地区约一半的碳排放。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4，相当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2%。

　　“让碳市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最核心的作用，是一种可行的目标，不过在实现此目标过程中，欧盟的前车之鉴显示，许多问题需要在机制设计中加以防范，否则可能事与愿违。”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遥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普遍认为，欧盟的碳交易没有起到减排的太大效果。”

　　据王遥介绍，欧盟碳价所反映出的减排成本，已无法促进减排，“欧盟市场因经济危机及配额过度发放、一个需求端和一个供给端的打击，一路下跌，其交易价所反映出的减排成本，已无法促进减排”。

　　数据显示，欧盟是目前全球第一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被认为是碳排放制度建设最先进的地区，但是近几年，其碳价格急剧下跌，甚至从每吨30欧元跌至每吨5欧元，“排放一吨碳只需要支付5欧元，说明免费碳排放的额度太多，碳交易就失去了迫使企业减排的威慑力”。

　　在中国，由于无法跨交易所，所有企业只能在本省市试点交易所交易，各地交易价格差异明显，跨度24-80元/吨碳。总体而言，截至2014年12月8日，全国7个碳交易所的均价为每吨37.16元/吨碳，累计成交量为1460万吨，累计成交额为5.4亿元。

　　目前，七大碳交易所已经覆盖超过12亿吨碳排放，约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1/8。9月21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文章指出，2013年中国碳排放超过欧盟和美国的总和，达到100亿吨。在全国统一碳排放市场建立后，全国总共100亿吨碳排放量或将全部覆盖定价交易。

　　怎样确定每个企业获得多少碳排放额度?目前由政府计算并免费发放，而具体如何计算就是项艰巨任务。

　　“碳市场是否能够真正促进节能减排，总量设定的水平至关重要，是整个碳交易机制中最核心的顶层要素。”超越联创环境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曹原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目前试点多采用“基准法”和“历史法”。基准法，给同一行业企业划定基准线来计算分配配额，历史法则是要求企业逐年减排，每一年的配额均比前三年的历史排放要少。

　　“历史法对于一开始就努力减排的企业不公平。如果前一年减排多，后面就必须减排更多，一开始就不愿减排的企业，反而有更多额度;而行业基准法又没有考虑行业发展阶段。”王遥向记者解释。

　　王遥建议，在测算供给的方面，配额发放要合理，灵活使用历史法和基准法，避免发放过多;在测算需求的方面，应考虑经济结构是否顺利转型，经济能否软着陆，需充分考虑过往经济增长及未来经济增长预期。

　　碳金融体系

　　要丰富交易产品，在碳交易期货市场建立时机尚未成熟前，可先探索可行的非标准化的衍生品，如远期合约、碳互换等，并将碳保险产品植入衍生品合约，提高产品的吸引力，形成一个碳金融交易体系

　　“碳金融，绝非简单的碳排放权交易。”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遥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提醒，它包括各个产业的绿色化转型相关的金融服务，“围绕可以确权的碳资产(配额和自愿减排量)，可以创新出很多新的金融产品，例如，碳资产抵押贷款、与碳相关的理财产品、碳基金、碳保险、碳债券、碳资产证券化产品、碳信托，以及以碳现货为基础的远期、期货、期权等碳衍生产品。”

　　除了发展碳交易市场，传统金融如银行、证券交易机构等，也正抓紧形成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新金融模式。继2012年银监会印发《绿色信贷指引》之后，2015年1月19日，银监会与国家发改委在北京联合发布《能效信贷指引》。

　　此前，传统金融机构也一直在推进绿色信贷。按照中国银监会统计，截至2013年末中国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项目贷款余额5.2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8.7%。从节能减排效果看，中国主要银行机构所支持的绿色信贷项目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8671万吨、节水4380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7902万吨。

　　由中国银行业协会 、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29家银行共同发起的中国银行业协会绿色信贷业务专业委员会成立。目前中国大多数银行已制定绿色信贷相关的政策制度。江苏、浙江、深圳等20多个省市的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已联合出台绿色信贷的实施方案。

　　其中一些银行在发展绿色信贷方面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比如招商银行积极开展中间信贷、排污权抵押贷款、节能收益质押贷款、绿色设备卖方信贷等创新产品。兴业银行率先在国内推出“能效贷款”产品，并形成了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贷款模式、节能服务商或能源合同管理公司融资模式等创新型绿色信贷产品。

　　除了传统金融机构，绿色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更在于85%的资金需来自民间。5月18日，中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分析，为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目标，今后五年中，中国在环保、节能、清洁能源、和清洁交通领域的年均投资需求分别应至少达到 8000亿、2000亿、5000亿、5000亿元左右，年均总量至少达 2 万亿元，占到GDP的3%。但是，根据中国的财政状况，每年财政只能拿出3000亿元左右，即政府出资只能占绿色投资的15%不到，社会出资的比重必须在85%以上。

　　而支持这85%社会出资的金融机制仍需形成有机系统。市场期待，发改委牵头的碳交易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的信贷、证券交易市场，能进一步融合。“关于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努力还停留在碎片化状态，我国亟须建立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框架。”马骏透露，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和相关部委协商，拟推出中国“绿色金融计划”，建议尽快建立国家级的绿色银行，同时鼓励现有银行成立绿色事业部、推动成立绿色产业基金、发展绿色债券市场。

　　马骏所牵头的“一行三会”绿色金融研究团队，正抓紧完成传统金融体系支持绿色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将被写入“十三五规划”。

　　“目前‘碳金融’与传统金融体系的‘绿色金融’是不同体系，因为国家发改委与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还尚未统一，两方面需要紧密合作，使新兴的碳市场与传统金融体系融合，共同促进经济的绿色化发展。”王遥长期参与碳市场和传统金融机构绿色信贷的课题研究，她向《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所有一切金融体制的突破，仍需要一行三会与国家发改委的共同推进，“低碳金融目前最需要的是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