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一直受到美国社会高度关注，也是其历届政府的“心病”。自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实施石油禁运以来，对进口石油依赖的担心，使得自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无不将追求能源独立作为其能源政策的最重要目标。

　　细数起来，从尼克松提出能源独立目标至今，美国政府已出台7部《能源政策法案》，及其他相关立法，联邦政府用于石油研究的预算也大幅增加。

　　2013年11月，美国本国石油产量近20年来首次超过进口量，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则不断下降。受益于页岩革命，美国已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石油、天然气和其他液化燃料的总产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美国对能源安全的追求似乎已经达到目标。寻求本地稳定的、成本划算的能源供给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美国能源政策的目标。美国能源安全形势发生重大转折，除了政策支持，更关键的是有一个充分竞争的、鼓励私人投资和技术进步的能源市场。

　　对于历届美国总统的能源政策，基本都是在一套容易理解和可修改的规则约束下的市场机制而已，美国能源市场自由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此基础上，不时补充一些政策措施，以实现特定目标，比如补贴可再生能源生产，强制要求提高能源效率等。

　　即便是带领美国能源战略发生转折的页岩气革命也始于自由的市场机制。过去三十年来，在页岩气开发、减少空气污染等方面，美国的能源政策是成功的，但从全球气候变暖等角度看，美国的政策不算成功，还有很多事要做。如今，奥巴马雄心勃勃的“全方位”能源政策更像是一个政治口号而非战略。

　　尽管能源独立是美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政策在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市场是推动能源行业创新的关键力量，也是经济的最佳组织方式和原则。

　　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但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仍在上升，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给能源进口市场造成的风险始终难以消弭，行业效率低下等原因都令形势堪忧。

　　美国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根据自身条件借鉴。首先是放开市场，营造一个鼓励企业创新和投资的公平竞争环境。当前，最重要的是放开能源行业的市场准入，吸引更多私人资本进入能源行业，提高行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推进成品油、天然气等重点能源产品的市场化定价改革，同时完善战略石油储备，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美国经历的页岩气革命说明，能源部门需要进一步改革，放松对天然气和电力部门的管制，赋予土地所有者清晰的财产权利，培育大量私人小企业。

　　其次，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监管措施，使得企业有稳定的预期，愿意在能源领域进行投资。政府的职责和定位必须明确，既要避免政策缺位，也要避免“越俎代庖”，取代市场功能。比如，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网升级换代，扫除抑制能源行业长远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加强对能源行业基础性研发的支持和投入，但需要避免通过行政指令或补贴，代替市场选择新技术。

　　在能源进口来源方面，需减轻对不稳定进口来源的依赖，抑制价格波动。要从根本上保障能源安全必须振兴国内能源生产。因为在一个受制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国际能源市场，特别是原油市场，即便实现了供给多元化，也无法完全保证能源供给安全。

　　中国有自身的实际情况，参考需要通盘考虑。竞争、市场定价、地方接受程度、稳定的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这些重要因素如何发挥作用，需要中国自己的探索和实践。